tqgs [79]普通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拒绝评估法律的合宪性，减缓了各个法律部门的宪法化进程，偏向于适用欧盟或国际法标准，而不适用宪法标准。
但正是因为行政法缺少统一法典，才进一步加剧了各种行政单行法之间经常出现重复，甚至发生相互矛盾、抵触等现象。然而，在一个发生着激烈而根本性的变化的世纪，传统的政府体制、行政法制和官僚文化缓慢发展、矛盾渐露，它们极大地阻碍了相应于新的社会与经济状况的调适过程。
恰恰是法典本身所具备的形式理性，最能激发行政法在规范公权、保障私权方面的潜能。因此，它必须要拥有一个整体结构，这个结构要实现法典各个部分彼此贯通与统一。当前，行政法法典化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更要认真对待各种反法典化的质疑，并尽快确立行政法典编纂的总体思路与结构体例。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由比较行政法的移植、镜鉴以及本土行政立法、执法和审判经验的总结，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公因式的提取重点体现在存在于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之中的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主体构造。
当前，除官方正式提出的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之外，社会各界都在强烈呼吁推进行政法法典化。所以，行政法法典化的过程同样是塑造主流行政法文化，调整国民认识和心理差异，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心理认同的过程。其中，国旗、国歌和国徽的象征性意涵代表了国家的历史和价值内容。
戴鑫韬、陆宁：《国家荣誉制度比较研究》，载《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理想个体的描述，国家荣誉制度根据这一描述提供公民形象，评选荣誉个体。设立国家荣誉制度的目的往往指向使共同体得以维系的价值，这要求国家荣誉制度有较为科学的转化机制。11斯门德则认为国家并非静态的实体，12而是存在于体现为精神性总体关联（geistiger Gesamtzusamemenhang）的生活显像（Lebensäußerungen）之中，以及存在于以这一关联为对象的更新与续造之中。
社会合题是一个动态的、多重维度的概念，包括内容上的共识、形成共识的过程及相应的参与机会。宪法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描述成历史存在的革命，并通过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表述，将中国革命接续到传统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将革命叙事封存在序言之中，提供了另一种正当性叙事，即抽象的人民主权叙事。
首先，从质的整合来看，各国宪法均为荣誉制度提供了作为前提的价值意涵。二是强调个体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使公民提高自己作为主人翁对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责任感，41并将其作为个体参与共同体生活的重要动因。尽管国家荣誉制度最突出的特征是通过人进行整合，但从功能整合和价值整合所占比重反映出的荣誉制度法治化水平仍然是重要的。或将荣誉称号视为一种高层级奖赏，汲汲于奖赏带来的名利双收。
其次，揭示国家荣誉制度在整合过程中所依赖的价值，阐明国家荣誉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并非仅在于奖励层面，而是某些隐藏在宪法条文和制度背后的精神性价值。《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则在第一条宣称，其立法宗旨在于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杨立新：《人格权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具体而言，美国宪法被视为保留集体记忆的重要文本，其价值意涵主要通过基本原则予以确认。
新观念的实现，必须经过悄悄地化解各种成见，经过新的社会条件引发新的偏爱，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传统过程中的各种遗忘，经过使人们不知不觉偏向新视角的删略过程。44［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第36页。
尽管国家荣誉制度划分出多个场域或领域，由于荣誉资源的稀缺性，个体一般只能在极少数领域中获得表彰，但个体在生活中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扮演多种角色，这些身份与角色的交叠使其在精神生活中具备了扩张的能力，从而使其能够影响到尽可能多的人。任何国体都面临着正当性问题。
38高进：《国家仪式与共同体认同》，载《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质整合，宪法提供了一种动态的价值序列。以全国劳动模范评选为例，荣誉获得者来自体制内外的各行各业，政治忠诚度是其评选标准之一。国家荣誉制度将这些符号精心编织于荣誉授予的仪式中，并通过立法将仪式作为制度的重要实践环节。具体到法学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是共同体与个体间关系的张力困境。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均通过指代作为整体的政治性生活和价值共同体，巩固和强化象征性意涵。
34现行宪法序言表明：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并在总纲第二条得到重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这一目标。
25［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第196—205页。要解决上述问题，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跳出既有的私法或行政法视阈，厘清国家荣誉制度在宪法维度上的角色和功能。
⑦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将荣誉利益上升为法定权利予以保护，但在学理上，荣誉权的独立性一直饱受争议。国家仅仅存活于和存在于不间断的更新、持续被体验的过程之中，亦即国家存活于日复一日的公投之中。
国晓光：《国家荣誉制度设立与国家认同建构》，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具体而言，国家荣誉制度中的荣誉称号或表彰并非平等分配的，而是选取各个领域或行业中的佼佼者，这意味着若想要获得某种荣誉，个体必须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能动性，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依循相应程序或规则，与其他候选者竞争。敬业这一公民形象指向了富强。为了保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形象的可信度和示范性，国家荣誉制度须根据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构建相应的评选机制。
但从制度实践来看，人们或将荣誉获得者视为遥不可及的能力出众者，下意识地与自身做出切割。其中，提供可效仿的公民形象还意味着评选出的荣誉个体能对他人产生正面影响，这个过程便是人的整合。
宪法通过符号化的方式对其进行表达，国家荣誉制度则将其扩展为一个象征意涵的价值体系，主要包括政治符号和代表性事件。韩志明：《国家荣誉的社会认知——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0期。
首先，宪法为其提供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价值前提，国家荣誉制度在构建与实践中所遵循的价值应当是宪法价值的具体展开，即实质整合。41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52页。
47 最后，在人的整合过程中，国家荣誉制度区分出了作为荣誉个体的人和作为公民形象的人。其次，国家荣誉制度作为一种整合机制，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一是宪法通过诸多条文规定，勾勒出了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框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荣誉体系。⑧有学者着重从历史角度梳理国内外荣誉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立法历史，或从比较研究的视角为我国荣誉制度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参见张树华、潘晨光：《中外功勋荣誉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美国十分重视在独立日进行庆祝。
为了确保评选的公平公正，国家荣誉制度增加了可供量化的成就标准，例如，提出坚持以德为先，以功绩为重要衡量标准，《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提出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提出突出贡献，等等。这样一来，国家荣誉制度不仅无法获得正当性，也无法实现制度目的。
其问题在于，若有实质意涵，是否会导致家长主义式的道德干预？并造成价值僵化的后果？ 这两种立场看似对立，实则共享一种逻辑，即将国家与个体置于对立之中。⑥古希腊时期，荣誉观的概念在德性层面被提出，可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田力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国家荣誉制度旨在通过法治化的途径提供可效仿的公民形象，实现强化精神引领，凝聚共识，进而建构国家认同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国家荣誉制度进一步拓展了代表性事件的范围，并规定相应的纪念活动或仪式，以加强整合效果。
